那就是教学相长
2019-03-12 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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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竺认为,自己在法国并不仅仅是得到了在血液学和分子生物学领域的全面训练,为后来的职业生涯打下了很好的学术基础,而且也让他对法国的医疗体系有了深入的了解和直观的体验,而“这些潜移默化的感受”,对他日后在卫生行政部门的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也直接影响了他作为卫生部长时对中国医改路径的选择。

“现在回想,如果说我们这些人身上还有一些淳朴的东西,如果说走上领导岗位后还总想想方设法为老百姓做一点事情,大概那段经历是最重要的一个培育,对我来说是思想观念的准备,也是价值观的准备。”陈竺说,作为一个医学科技工作者,后来之所以敢于走上卫生行政领导的岗位,“也许正是来源于这样一种动力,想为最需要的人群做一些实事”。而近些年中国农村医疗卫生领域取得的进步,也让他感到欣慰,觉得自己“多少做了一些有用的事情”,当然,“也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会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努力”。

陈竺坦言,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医疗卫生领域的国际合作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从先进国家学习借鉴,同时也需要研究在13亿人口的大国,怎样用较低的投入取得较高的医学产出。用中国式办法,解决医改这一世界难题。”

1970年至1975年,陈竺作为当时千百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的一员,先后在江西信丰县和横峰县插队。“那个时侯的农村生活比较简单和枯燥,每天基本上就是干活、吃饭、睡觉三部曲。”陈竺说,他当时只有17岁、初中毕业,在劳动之余,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每天收工后,我经常一个人在小阁楼里就着煤油灯看书到深夜,第二天天不亮就起来读英语,然后再去参加劳动。”陈竺说,在同行的五个知青中,他的蚊帐熏得比较黑,有一次还差点烧着了。除了政治、经济、历史知识,陈竺还在那段时间打下了医学和英语基础。“我的父母亲都是上海瑞金医院的医生,他们经常给我寄来一些医学书籍,每年冬季回上海探亲时,我还会在瑞金医院中医科、内科门诊的短期‘跟班’,这激发了我对医学的浓厚兴趣。”陈竺说,而他的英语学习主要靠两本教材,一是中英文对照版的《毛主席语录》,另外一个是他的父亲在上海给他订阅的英文版的《中国建设》月刊(本刊的前身)。当时的《中国建设》每期定价是一元钱,在每月生活费只有七八元钱的那个年代,这笔支出可以说是“巨款”。“父亲要求我把每期关于医学的文章翻译出来寄回家,他批改后再寄回给我。这种‘鸿雁传书’的方式一直持续了5年时间,贯穿了我的整个知青生涯。”而也正是因为这些经历,促成陈竺在1974年当了一名赤脚医生,并在后来被推荐到江西上饶地区卫生学校学习并留校任教,从此开启了他的从医之路。

作为全世界卫生绩效最好的国家之一,陈竺认为,“法国医保的高覆盖率、高报销率以及筹资的公平性,分级诊疗制度,金字塔式的医疗服务体系,高效、统一的医疗管理和监管体制”都值得中国学习。“法国在卫生规划方面也做得非常之好。食品安全监管到位,把舌尖上的享受和非常严格的食品安全管理结合到一起,实现了全程的监督管理”,这些都是非常好的经验。

中法两国在卫生领域一直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合作。“中法在医学教育、先进医疗技术的转移等领域的合作由来已久。”陈竺说,从他个人的经历来看,他做会长的中华医学会早在1980年就跟法国医学会建立了“中法医学日”的交流机制,双方的医学带头人每年都进行一次访问交流。而他曾就读和执教的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原上海第二医科大学)也一直有法语教学的传统,从上世纪60年代中国政府决定向非洲派遣医疗队起,就开始开办高水平的法语班,以期能跟当地的患者和医务人员交流。上世纪80年代初,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法语班的教学得到恢复,不仅会邀请法国老师来授课,也会派遣学生去法国实习。

除上海巴斯德,中法在卫生领域的合作还有很多,如中法新发传染病防治合作项目p4实验室。陈竺说,“这是中法建交以来,两国医学科技领域最重要的战略合作项目”。“习近平主席今年3月访问法国时,专程访问了梅里埃生物科研中心,并对p4实验室建设作出重要指示。”经过中法两国十年的努力,p4项目目前已进入尾声,今年年底将全面完工。“我相信,p4实验室的建成,必将提高中国生物安全水平,为中国乃至全球新发突发传染病防控工作发挥重要作用,也将成为中法合作和友谊的重要象征。”

1985年,在圣·路易医院做了一年外籍住院医师后,陈竺开始攻读博士学位。全班20个学生中,有18个是法国人,另一个来自讲法语的摩洛哥,只有他的法语基础最弱。“初到法国,我虽然能简单阅读法语文献,但法国人讲法语的语速跟我之前的练习完全不同,而且词汇量也严重不够。”陈竺说,他不得不“笨鸟先飞”,因为英语基础较好,他一般先查阅英语文献,熟悉业务领域的基本知识,再听课时就容易得多。博士课程开始三个月后,陈竺的学习迎来了“戏剧性的转变”,“从开始时向法国同学借笔记,到已经有同学跟我借笔记了”。

中国的新一轮医改于2009年4月份正式启动。当时,陈竺是卫生部长。作为曾参与制度设计并领衔执行的亲历者,他认为,到2012年,中国的医改用三年时间,“把主要的目标基本都实现了”。

1997年5月,中法两国正式签署了政府间卫生与医学科学合作协定。经过这些年的努力,两国政府卫生合作领域不断拓宽,民间交往日益活跃,已经形成多层次、多渠道的合作格局。陈竺说,特别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中法在新发传染病防治领域的合作,因为他从开始至今经历了整个合作过程。“2003年5月初,在中国非典疫情非常严重的时候,法国巴斯德研究院向中国派出了专家小组,法国也是最早向中国派遣专家小组的欧洲国家。”陈竺说,“2004年年初,胡锦涛主席访问法国,我非常荣幸代表中国科学院和法国巴斯德研究院签署了合作协议,建立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陈竺说,这一合作开始之初的梦想是,希望通过十年的努力,建立一支200人的研究队伍。而现在,上海巴斯德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已经达到400人,在国际分子病毒学、抗病毒免疫等领域享有盛誉,对中国传染性疾病预防与控制发挥着积极作用。

此外,中法在卫生人才培训和中医药领域也有很多合作。“法国在筛选药物有效成分方面具有比较先进的技术,而中国拥有自己的医学传统和文化传统,中法两国在基础研究、临床研究、中药研发等方面的合作是双赢的,对促进中医药的现代化,造福两国人民健康具有重大意义。”陈竺说。

不过,从2000年陈竺调到北京工作以后,为了维持研究和共同的事业,陈竺夫妇做出了一个痛苦的决定:陈赛娟留在上海血液学研究所工作。这个决定让他们有80%-90%的时间不在一起,只能靠每晚一个长途电话联系。“我经常对赛娟感到很内疚。然而,我个人认为,我们两个人还是非常幸运的,能够赶上国家发展的最好时期,能够从事喜爱的科研工作,能够在事业上互相支持、并肩作战。”陈竺说,“攻克肿瘤的研究才刚刚起步,许多白血病患者还期待着我们继续努力。无论工作岗位如何变化,让每一个中国人病有所医、病有所防,用健康梦托起中国梦,永远是我最大的梦想。”(来源:今日中国法文版)

陈竺对法国有着很深的感情,这源于他从1984年到1989年在法国五年的留学经历。“现在回过头来看,法国的留学经历对我来讲意义重大,其影响是终身的。”

他对农村和农民的感情源自30多年前在农村五年的插队经历。“做知青的经历,对我的理念,包括对后来人生道路的选择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我对农民从一开始的不了解,到后来的同情,再到后来跟他们相依为命,一直到最后想要为他们的健康福祉尽绵薄之力。”陈竺说,这使他终身受益。

陈竺的夫人陈赛娟和他一样从事血液病的研究工作,而他们的儿子也选择了跟医学非常密切的生命科学专业。曾经有一阵子,为了回到家能有片刻的放松,他们约法三章,不准在家争论科研上的事。

但陈竺仍然认为,医改还有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医保在巩固覆盖面的基础上还要提高保障水平,现在的管理还比较分散。医疗服务体系结构调整还不到位,基层还不能起到健康守门人的作用,很多患者还不太相信基层的医生,大病小病都要到大医院去。公立医院改革相对滞后。”陈竺说,“今后我最关注的还是基层卫生队伍。什么时候中国能够建立起一支高水平的、群众信任的家庭医生队伍,我们的医改才能说是成功了。”

“我做科研不以功利为目的,科研是我的兴趣,同时客观上也让我不会掉到官僚习气中去。”陈竺说,保持对前沿科学的敏感性,不仅能训练他面对复杂局面的决策能力,对他今天在全国人大和农工民主党的工作,也都颇有助力。“我经常跟学生和患者在一起,能看到患者的痛苦,这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一种磨练。”陈竺说,“所以我想,陈老师这个称号会一直被叫下去。”

1989年从法国回国后,作为“陈老师”的陈竺参与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法语班的教学工作。在整个90年代,陈竺教授本科生血液学和医学遗传学两门课的总论,直到2000年他调到位于北京的中科院工作。当时总有人不解,已经是中科院院士的陈竺,怎么会给本科生上课?陈竺的想法很简单:“我觉得本科教育是最为重要的,本科基础打好了可以为后来继续深造打下重要的基础,而且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教学相长。”

“在上海,人们都叫我陈老师,不会称呼我的官衔。”陈竺说,虽然忙于行政工作,但他从来没有停止在医学领域的科研和教学工作。“如果放弃学术,我的同行和学生都不会放过我。”陈竺说。2013年,英国皇家学会吸收陈竺为外籍会员。早在1995年、2000年、2003年、2005年、2007年,他先后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法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医学科学院外籍院士。“这些是荣誉,同时也是一种鞭策,鞭策我继续做学问。”陈竺说。

在陈竺开始读博士的第二年,他的妻子也来到他所在的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他们度过了许多个不眠之夜潜心研究,共合作发表了6篇论文,在白血病分子学研究领域取得了被法国同行誉为“具有突破性”的成果。被陈竺称为“同学、同事和最亲密的合作伙伴”的陈赛娟现在是中国工程院院士。

陈竺对农村居民的医保常关心。在他2007年上任卫生部长的同年,新农合开始由试点阶段转入全面推进阶段,到第二年基本覆盖全国。

“一个是全民医保体系的建立,医保的覆盖面达到了99%。虽然筹资水平还比较低,但基本的制度框架已经建立。”陈竺说,在基本医保的基础上,又在制度上增加了针对20种大病的医疗保障,同时民政部门还建立了医疗救助制度,近年又开始建立具有普惠性质的大病保险,“基层群众‘因病致贫’问题得到明显缓解”。另一方面,中国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方面也取得了长足进步。“现在,公共财政以每人35元的标准,为群众提供11类40多种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陈竺列举了很多已经全面落地的公共卫生政策,如为居民免费建立健康档案,针对妇女儿童的卫生保健以及针对65岁以上老年人的免费体检等。目前,农村50%以上的老人都接受过免费体检,已经有上百万贫困的白内障患者免费做了复明手术。

中国网2014年7月23日讯 接受采访的时候,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原卫生部部长陈竺刚刚结束在浙江、山东等地对地方医改的调研,马上又要前往法国巴黎和里昂进行医疗卫生领域的学术交流。

“法国可以说是我去的次数最多的国家。无论是在上海血液学研究所,还是在中国科学院、国家卫生部工作,以及现在的工作岗位,法国都是我经常访问的国家。”陈竺说,“当前中国的医改正进入深水区。法国医疗体系的一些经验、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借鉴。”虽然已经离开卫生部长的岗位,但他希望“以人大代表、立法机构一员的身份,继续为健康中国做一点贡献”。

陈竺出生于医学世家,父母亲都毕业于原震旦大学医学院。他坦言,最早接触法语,“完全是家庭的关系”。“由于震旦大学全部采用英法语教学,所以我父母亲的法语都很好。小的时候,我经常会听到他俩用法语对话,感受到法语的魅力,并由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上海第二医学院读研究生期间,为了从事医学研究,我开始系统学习法语。”陈竺说,“也正因为有了法语的基础,我才有机会成为中国首批赴法国担任外籍住院医生的人选,并获得在巴黎第七大学圣·路易医院血液病研究所攻读博士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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